配资之家主要有配资炒股外国友人驰援中国抗战

部分外籍援华医生从英国利物浦启程来华时在船上合影。

约翰·S·谢伟思

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在安全区总部门前合影。

詹姆斯·贝特兰

苏联援华航空队部分队员合影。

（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

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副主席金坎农（左）及其丈夫身着飞虎队制服参观中美友好主题图片展。

周焕新摄（新华社发）

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航空队、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“飞虎队”、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、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……抗战烽火中，一批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奔赴中国，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。

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精神的丰碑永不褪色。那些跨越山海的情谊，那些为正义挺身而出的身影，从未被岁月遗忘，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本报推出特别报道，回溯那些炽热的“中国情缘”，重温那段风雨同舟的峥嵘岁月。在历史昭示的深刻启示中，愿人类继续携手同行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照亮前路。

国际援华医疗队

跨越国界的医者仁心

前线环境艰苦，药品和器械奇缺。但困难的条件，没有动摇援华医生们的决心。在他们的倾力救治下，数万中国战士重返战场

1939年，贵阳图云关。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台，简陋的病房连成一片。在这里，一支来自波兰、德国、奥地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捷克、匈牙利、苏联等国的援华医疗队，开始了他们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征程。

彼时，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。国际援外医生被编入总队，许多援华医生还办理了进出皖、浙、闽、赣、粤、湘、鄂、滇、黔等地的工作护照，奔赴各地抗日前线，开展救护工作。

前线环境艰苦，药品和器械奇缺。但困难的条件，没有动摇援华医生们的决心。

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用石灰和硫黄调制涂剂，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；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，用竹子、木料制成药品架、手术台；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，自制器材开展化验工作；奥地利医生富华德深入军营，介绍霍乱、伤寒和天花疫苗，举办卫生讲习班，培训急救人员；当日军发动“细菌战”时，奥地利医生肯德义无反顾地冲向疫区……在他们的倾力救治下，数万中国战士重返战场。

他们被中国军民称为“白求恩式的大夫”。军民感念其付出，想提供犒劳与特殊优待，却都被他们一一婉拒。他们坚持住茅草屋、睡木板床，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。

有的援华医生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。1942年，日军对华开展“细菌战”期间，救护总队紧急派出先遣队，到浙江宁波摸底鼠疫情况。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在感冒的情况下，出发前匆匆打了防疫针，引起不良反应，不幸殉职。在防疫工作中，柯让道不幸染上回归热，1943年殉职于云南昆明；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因感染伤寒，倒在了云南建水前线；奥地利医生王道因积劳成疾，在重庆牺牲……

“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，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”，他们这样说。

抗战时期，这支国际援华医疗队雪中送炭，以仁心跨越国界，用生命践行信念。这段闪耀国际主义精神的岁月，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。

（本报记者林子涵编辑整理）

约翰·S·谢伟思

美国外交界的“中国通”

作为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官方接触的美军观察组成员，约翰·S·谢伟思和同事们关于延安的报告，客观记录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况，认为“这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”

“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？”1944年7月，延安抗日根据地来了一群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好奇的美国人。他们是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派来的美军观察组，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官方接触。

观察组中，有一位成员与中国结缘已久——他是约翰·S·谢伟思。1909年，谢伟思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，并在成都和重庆度过童年。在美国读完大学后，谢伟思通过了外交官考试，又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1941年，他从上海调任到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，负责起草报告。为了让美国政府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，他四处奔走，向新闻记者打听战情，也向中国共产党、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了解情况，渐渐成了美国外交界的“中国通”。

来到延安后，谢伟思曾提醒自己“要保持清醒头脑，不要被感情所支配”，不要急于写报告。没想到，仅仅6天后，他就写出了一篇描述延安的通讯。他说，全组人都有相同的感觉，“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，碰到了不同的人。不容否认，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”。

在延安期间，谢伟思多次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，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作战、对美态度以及战后开展工业化、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。观察组在延安的报告客观记录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况。许多成员被中国共产党打动，认为“这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”。

1945年3月，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，与出席中共七大的中共领导人广泛接触，最终得出结论：“他们是由精力充沛、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集体，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，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。”

凭借多年的旅华经历和多次考察、访谈，谢伟思对中国国情有独立的见解，对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理性、客观的认知。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明确、中肯的政策建议。

1971年，谢伟思夫妇应邀访华，见到了许多老朋友。1998年，他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深情地说：“我出生在中国。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。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。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、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。”

（本报记者李嘉宝编辑整理）

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

保护难民，“我的使命”

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华展开救援工作的一个缩影，明妮·魏特琳管理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，在南京大屠杀前后接纳了1万多名妇女和儿童，成为这场黑暗风暴中一座艰难伫立的避难所

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。一场噩梦般的浩劫，向南京扑来。

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，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，成为这场黑暗风暴中一座艰难伫立的避难所。

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、美国人明妮·魏特琳自12月14日起，几乎全天守卫在学校的大门口，阻止日本兵进入，同时维持校门口的秩序，让符合条件的人进入校园避难。

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，她记录下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：“在楼上的538房间里，我看见一个家伙（日本士兵）站在门口，另一个（日本士兵）正在强奸一名姑娘。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，使他们慌忙逃走。”

在南京大屠杀前后，魏特琳管理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接收妇女和儿童，最初预估接纳2000多人，最后实际接纳了1万多人。魏特琳在南京竭力奔忙的身影，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华展开救援工作的一个缩影。

南京沦陷前夕，来自美、德等国的数十名外籍人士主动留守，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由德国人约翰·拉贝任主席。南京沦陷后，委员会开展了多项救援工作：设立难民收容所，加上安全区范围内的受助者，累计收容难民达数十万之众；给难民发放给养及衣服；对青少年开展义务教育；救济受伤的中国军队士兵以及在日军暴行中负伤的平民；抗议日军烧、杀、抢、淫的暴行等。

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的书信与报告、费吴生的日记、约翰·马吉拍摄的照片、魏特琳的日记手稿等历史实物，成为揭露日本在南京暴行的一手资料，也成为如今全世界了解当年历史真相的重要窗口。

如今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内，一座张开双臂的魏特琳铜像，无言矗立。她的身后是惊恐万状的中国妇女和儿童，和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·拉贝的评价：“魏特琳就像抱窝的老母鸡带着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（难民）！”

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，以约翰·拉贝、魏特琳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向中国民众伸出的援手，永载史册。

（本报记者高乔编辑整理）

詹姆斯·贝特兰

遍访华北战线的英国记者

英国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出版的《中国的危机：西安事变真相》一书，让国际社会得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事变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担当

1936年，英国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以访学者身份来到中国，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见证者。

这一年，西安事变爆发。贝特兰当时在西安，他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，这些珍贵素材，成为他后来还原历史真相的关键依据。1937年，他在英国出版《中国的危机：西安事变真相》，书中客观公正地展现了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事变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担当。这本由外国人撰写的西安事变专著，让国际社会得以了解事变背后的真相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同年10月，贝特兰受到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。在延安的三周时间里，他多次采访毛泽东，深入考察当地的革命实践。

离开延安后，贝特兰跟随八路军前往山西等地，遍访华北抗日战线。在前线，他遇到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：当时日本方面发布报道，声称“在山西榆次附近伏击了共产党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，取得大胜”。贝特兰对这则消息充满疑惑，于是立刻向一位八路军年轻军官求证。军官听完后笑着回应：“整个前线几乎没有在一个地方集中过超1000人的部队。”他解释道，八路军作战部队通常以排为单位活动，而山西前线的地形——绵延山脉间的小山丘、纵横交错的山谷与冰封小河，恰好让日军引以为傲的机械化装备无法发挥作用。

在华北前线的这段时间，贝特兰亲身感受到八路军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铁律，以及军民之间紧密合作的融洽关系。他看到八路军不仅积极动员、组织民众，还教会百姓参与抗日的方法，让原本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，在打击敌人时变得更有胆量、更有策略。同时，他也见证了八路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依然主动出击、抗击拥有优良技术装备的日军。正如一位八路军军官对他所说：“如果你知道怎样对付日寇的话，那么日寇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此后，贝特兰将自己在华北抗日战场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报道，令国际社会对中国华北抗日战场有了更加鲜活的了解。在中国革命处于困难阶段时，他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递给世界。

（本报记者王慧琼编辑整理）

（资料来源于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菁撰写的《无问西东：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》一书，感谢杨菁提供大力支持）

苏联援华航空队

战火淬炼、鲜血凝结的友谊

从1937年到1941年，苏联先后派遣数千名飞行员、机械师、工程师等航空人员来华参战。其中，有200余名飞行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

1938年2月23日，汉口机场，寒风刺骨。苏联援华航空队轰炸机大队长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·波雷宁，率领28架轰炸机腾空而起，直扑台北松山机场的日军飞机。该机场当时被日军占领，成为重要的空中基地。

这次突袭，是中国军队首次远征打击敌方战略目标。“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。”多年后，波雷宁在回忆录中写道，“我深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苦难。”

任务十分危险。飞行员必须在5500米高空长时间飞行，忍受缺氧与严寒。氧气面罩结冰，手指冻僵，但他们紧握操纵杆，坚定前行。

突袭成功！28架轰炸机准确投下炸弹。多架日军战机被炸毁，机库、油罐、跑道严重损毁。当苏联飞行员驾机安全降落时，机场附近的中国军民争相上前与苏联飞行员拥抱。

这只是苏联援华航空队在中国战场英勇奋战的一个缩影。从1937年到1941年，苏联先后派遣数千名飞行员、机械师、工程师等航空人员来华参战。他们在兰州、南昌、武汉等地设立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。

在南京、南昌、武汉等地，苏联飞行员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，用生命保卫中国人民。在完成一次轰炸任务后，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在返航途中遭敌方拦截，他中弹负伤，所驾轰炸机一侧发动机被击中。为保护战机和地面民众，他放弃跳伞，选择江上迫降。两名战友游上了岸，负伤的他被江水卷走，壮烈牺牲。